董月玲
8月底，我如约来到北京中国大饭店大堂。 一个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十几年的博士，当是西装革履，我想。 久候不至。我走到一个穿着粗毛线背心、皱巴巴裤子的中年人面前，向他打听怎么往房间拨电话。他问：“你是董记者吗？” 他叫王世林。他要跟我讲一段30年前发生的故事——对今天还在读书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故事肯定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五个北京中学生，在新中国最为险恶的那段日子里，在念书毫无前途出路，学问大了反可能招灾惹祸的年头里，居然成立了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小组，还办了份手抄本的小刊物《中学生》。 1977年，他们全部考入大学数学系，没读几天，又都考上了研究生；没有亲友帮助，不靠国家资助，仅凭个人的科学素养，得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，全部走出国门，继续深造。如今，他们在美国“硅谷”等高科技领域及大学工作。 虽说时下的社会环境与从前大不一样，但这个“五人小组”的故事，仍吸引着我。
1969年7月底的一天，王世林正在山西山阴县一个叫羊圈铺的地方插队。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让他兴奋不已，信是张葆环写来的，告诉他成立五人数学小组的事。
五个人中有四位是北京四中的学生。
程汉生与王世林是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很早开始，他们就对中学那种循序渐进，培养解题机器似的缓慢教学方法感到讨厌。凭着对数学的极大兴趣，自己阅读了大量课外书。王世林每天下课后，马上就去离家不远的北京图书馆自修。程汉生则开始了数学方面的研究，钻研起《相对论引论》、《非线性波动力学》，这后一本书是为研究理论物理的专家写的。
王明曾被树为全校学习的榜样，校长曾把他的八大本数学作业集用红绸子包好，拿回家让自己的女儿学习。他与程汉生两人，高二时就被学校认可免修数学。
比他们高一级的钱涛，由于有特殊的数学天赋，被同学们称为“数学王”，数学史上，人们曾这样喊天才的数学物理学家高斯。
在这所北京最好的、优秀学生成群的中学里，他们四个起码在数学上是出类拔萃的。像大部分学生一样，他们升学的目标学校是北大、清华、哈军工。
物以类聚。喜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，北京十三中学生张葆环就这么跟他们认识了，五个中学生聚到了一块。
但是，一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当时北京四中的学生，父母多为“高干”和“高知”，因此许多人的爹妈在劫难逃，受严重冲击。重大的压力下，学生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而“五人小组”却在重重压力下，进入数学和物理天地，继续学习高年级课程。
“正如数学中最优美的不动点定理所陈述的那样，在各种变换中，总可以找到一个不变之量。”在社会的动荡中，他们都回到了数学这个不动点上，通过对自然界的洞察以求得内心少许的平衡。
1968年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最高指示发表了，随着“上山下乡”运动进入高潮，他们很快被搬到了农村。
王世林插队的山阴在雁门关北，天天吃玉米。有天干活，几十人一字排开锄草，猛听一老乡大叫：“哈哈，看来我这个人，还真是有点儿福气哩！”他两眼放光，盯住地上，弯腰从土里扒拉出一粒生蚕豆，在衣服上擦擦，然后搁进嘴里细细咀嚼。“那神态，就跟现在的人抓到了几百万块的彩票一样。”
同在雁北插队的还有王明，阳高县下深井公社，不通车不通电，吃水要从八丈深的井里一点点提。
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一队北京来的男女知青，摸黑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等他们拖着疲惫的步子走进插队的村子时，村里还不晓得要来知青这事。他们被男女分开，仓促地安排进两间民房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老乡警告说：不要随便走动，以免掉下山崖！“数学王”钱涛，就这么开始了他在山西吕梁山的插队日子。
程汉生落的地方就在北京郊区的怀柔，可他回趟北京，路上花的时间比王世林从山西回家的时间还长。他那个鱼水洞大队骆驼山小队海拔上千米，深山区。从京城坐长途汽车走一百里到县城，再走上一百里到乡，然后爬山步行八里。
只有张葆环幸免插队，留守北京。他的来信，再度点燃起这些沦落他乡，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挣苦熬兄弟们残存的兴趣和热情。“当我们接到要成立数学小组的信时，无不欢呼响应。”
当时他们考虑：既然大家都是中学生，将来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，所以，干脆就把自己的数学刊物起名叫《中学生》。第一期上有一个大刊头，下边是一句简短的发刊词：“我们是富于创造性的，因为我们一无所知”——这是培根的话。
第一期上发表了程汉生的两篇文章：一是《实变函数论与数学分析》，再是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的《朴素集合论》第一章译稿，这书是美国六十年代出版的教材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为自己的学习定下基调：立足于现代数学。
从此，只有四五页厚的手抄本《中学生》，把天各一方的五颗心牢牢地拴在了一起。每期由张葆环手抄一式五份，四散寄出。
在北京的张葆环，那会儿常骑辆旧自行车到北京西单旧书店找“宝”。当时新华书店差不多只卖毛泽东的书，没有一本像样的科技与文艺类新书。维纳的经典著作《控制论》，就是他在旧书堆里发掘到的。维纳是二十世纪世界著名数学家，他优美的文笔，深邃的思想强烈地吸引着张葆环，一连几周爱不释手。之后，他又把这本书推荐给程汉生等人。“五人小组”人人都读了，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，却不仅仅是数学。
“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西方科学家们的学术活动方式、方法，特别是他们无拘无束、自由探讨的精神。”那会儿，他们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：
难道一个国家光靠政治运动就能强大吗，一个不了解现代科学的民族真能强大吗？
为什么50年代许多留学生回国后，就再也没有什么研究成果？科学发展必须有怎样的社会环境？
我们怎样做才能溶入现代科学的主流，成为不可忽视的科学力量？
怎样才能使科学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、发芽、不断开花结果？
就今天来看，这些问题仍值得探讨。
在不断地学习与交流中，他们更培养起自己的科学素养及科学精神，并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。
1969年秋后冬闲，几位“知青学者”，迫不及待地请假匆匆返回北京，他们的冬闲变成了冬忙。
北京西四兵马司胡同34号，程汉生手忙脚乱地把他那间四平米的卧屋，改造成课堂，他把一面墙涂成黑色，当做黑板。“五人小组”全部到齐，第一次会议开始，由一个人朗读维纳的《控制论》导言，别的人可以随时插话，发表自己的高论。“进行了四个小时，中间没有休息大家却不觉得疲倦。”
说起“五人小组”，不能不提及他们的恩师韩念国。
韩1958年只读了半年大学，就因家庭成份不好被迫退学，后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，人非常聪明，曾得过全国高校围棋冠军。1969年，美国阿波罗登月成功，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，北京天文台等研究机构开始追踪美国这一试验计划。韩念国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完成了对美国阿波罗飞船的轨道计算，成为几套不同计算方案中的最佳者，使中国有关科学家能有效地即时观测、拍照。没完成大学学业的韩念国，在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关心指导下，在校园外学完了本科课程后，又考上北大数学系研究生。也许是为了回馈恩师对自己的帮助，韩念国得知“五人小组”自学数学的事，便以同样的方式，无偿地辅导起这些失学青年。
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准备了“测度论”与“集合论”讲义，韩给“五人小组”上了第一堂课。“没有一个人马虎，每个人都瞪大眼睛，头脑紧张地思考。”即使最聪明的人，对现代数学也不可能一看就懂，韩念国像是在为一群乱闯的羔羊指点迷津，这种点拨，比他们自己学，不知要快上多少倍。
之后，他们骑着破自行车，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穿梭在几家之间，传抄老师的讲义，课后相互讨论，跑到外文书店人手一册抢购老师推荐的参考书《测度与积分》。
“20年后，这个国家总会明白，它需要现代数学，这个事实最为重要。”韩念国如此鼓励五人。在一年一度的春耕大忙前，他们又奔回去种地，带回的作业有：消化老师的两本讲义，细读测度论参考书，从头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，一共4462道。
王世林至今还很后悔，当年因为害怕，他们把《中学生》第一期毁了。第一期上有个大刊头，为了不引起有关部门的怀疑，从第二期开始，他们取消了刊头，只在每页中间底部标上本期号码与页码，每个人不用真名，起有专用的英文代号，比如王世林就叫WS。
穷乡僻壤倒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，这里有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，老乡才不管这些毛头小伙子手里捧着啥书哩。王明在队里放羊，空旷的原野上，伴随他的是蓝天白云、远处的古长城和身边老实的羊儿。没文化的农民其实也很精明，他们懂得量材为用，老乡不再让程汉生这个“大学生”天天干体力活，执意叫他去教孩子们念数学。
钱涛那儿的一位中学校长，听说有个知青擅长数学，就传话请钱涛来坐坐。两人谈话不久，为试探钱到底有无真才实学，校长出了道数学题：一百个和尚吃一百个馍，大和尚一人吃三个，小和尚三人吃一个，中和尚一人吃一个，问大中小和尚各有几个？
钱涛说：“我可能不能马上回答你。”他一心二用，继续跟校长聊天。半小时后他答：“这是不定方程问题，有多组解，小和尚人数是大和尚的三倍，中和尚能被4整除，共有26组不同的解。”
为了把书方便地带到劳动的地头，钱涛把一本书拆成三本，每本再用线缝牢，放在裤子后兜，每天在地头休息时读上几页，晚上回小窑洞做习题，把白天的想法记下来，他的鼻孔天天晚上都被小煤油灯熏得黑黑的。这样，他读完了两本美国大学研究生用的英文教材。
在韩念国的指导下，五人完成了大学数学基础课的学习，然后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，并从事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训练。比如1973年，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发表了他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论文，证明“1＋2”。王明用了一年时间，把陈的论文完全看懂后，写了一篇总结文章，将陈景润的论文提炼出十大数学分析技巧。
1977年，全国恢复高考，“五人小组”全部考进大学数学系，上学不到半年，又有三人考上研究生。
1992年6月，美国犹他州。
高高的荒原，苍凉、开阔、壮观，王世林开着他那辆几百美元买来的旧车，走在这个景色跟他早年插队的黄土高原有些相似地方，他刚从印弟安纳大学读完数学博士、计算机硕士学位，这会儿，正横穿美国西部，奔加利福尼亚找工作去。
此时，“五人小组”的人已全部到了海外。第一个出国的是张葆环。1981年，他从美国数学月刊中选了10所美国大学的数学系，试着发去了研究生院申请信。五周之内，他得到了积极反应，在缺少托福、GRE这些关键资料的情况下，美国大学仍发出了给予奖学金的入学许可证。出人意外的成功，让张葆环受到不小的震撼。
跟着，在国内读完研究生的王世林、王明、程汉生，也以同样的方式，接二连三地进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。在念数学博士学位时，他们预感到计算机的发展前景，又都读了计算机专业。
最初工作时，美国的经济还不像现在这般景气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“美式下岗”。
经过几番历练，他们对被解雇的事儿也习以为常了，有时公司不炒他们，他们还要炒公司，假如工作的软环境不好，不能学习新东西，技能上不能得到提升的话。
张葆环曾任“硅谷”华人软件工程师协会理事，在一次关于计算机职业市场的报告中，他说了一句让大家深有同感的话：“没有职业的稳定，只有技能的稳定与更新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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